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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伦理上应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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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漫漫
LVL-5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埃沃特用牙齿激活了一个定时装置,伴随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他通过吸管喝下了足以致命的药剂,45分钟后,在相濡以沫37载的妻子玛丽的关注目光中,走完了59载的人生。 

  他的两个孩子没能亲眼见证这一动人心魄的45分钟。但摄像机忠实记录下了这一切。时隔两年多后,2008年12月8日晚,数以万计的英国人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位名叫克雷格·埃沃特的大学退休教授最后的人生。 

  纪录片播出后,马上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并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里,也许没有一个话题,能像安乐死一样令人激动不已又讳莫如深。今天,当安乐死过程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时,又引发了对新老话题的重新思考:安乐死到底是尊重生命,还是对死亡的妥协?电视台播出安乐死纪录片是否合适?安乐死立法困境何在? 

  不该播放安乐死过程 

  12月8日晚,英国天空电视台首次播出了安乐死实况。节目播出后,玛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同意拍摄埃沃特离世过程绝对不感到任何遗憾。她同时解释了夫妻俩愿意公开死亡过程的理由:想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正视死亡和恐惧。 

  “安乐死过程不能播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介绍,虽然世界各国对媒体从业人员职业操守具体行文规范不一样,但不能在大众媒体上表现死亡过程,已成为国际公认的职业道德准则。 

  “公民有权利行使表达权。”陈力丹认为,埃沃特可以选择拍摄下全过程,但由于媒体传播范围广,需要面向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广大受众,因此需要加强职业道德约束。“我们可以选择在适度范围内,采取分级播放的方式,只对成年人播放;或者进行宜粗不宜细的文字报道,不采取文字、录像等方式。” 

  中南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的蒋清华则认为,对一种行为的全过程进行充分而详细地视觉再现(即实录片、纪录片,而非电视文学作品),行为是否合法,主要可从两方面来判断:一是视觉再现的行为本身是否合法。如果行为违法,那么充分而详细地视觉再现这一行为,原则上说都是非法的。二是考虑隐私权保护。即便视觉再现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当事人并不愿意公开,这时也不能予以视觉再现。所以,即使天空电视台播放纪录片的行为得到了玛丽的同意,即使播放的本意是坦然谈论死亡,但在一个法律禁止安乐死的国家,如此“忠实”地播放安乐死,应当是非法的。 

  事实上,在节目播出的第二天,英国首相布朗就在下议院遭遇了议员的质询。 

  伦理上应允许医学安乐死 

  作为生命伦理学方面的专家,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翟晓梅教授则从安乐死事件本身进行了伦理学分析。她认为,医学上的安乐死,在伦理学应该被允许。但她同时强调,首先要澄清安乐死的概念。 

  “我们讨论的医学安乐死,必须具备5个必要充分条件。”翟晓梅对此一一列出:首先,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应该严格限于在当前医学条件下没有希望治救的、正遭受着无法摆脱和难以忍受痛苦的临终患者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安乐死的实施是在医学背景之下一种特殊的别无选择的医疗干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安乐死是“有意引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作为对该患者医疗的一个部分”。其次,安乐死实施的首要理由是终止临终患者事实上存在的不可忍受的痛苦。第三,安乐死的实施是根据有行为能力的临终患者的诚恳要求(患者的理性决定)而进行的。第四,安乐死的实施方法应该是尽可能无痛苦的。第五,患者的死亡与安乐死的实施有直接因果性关系。 

  根据这一定义,安乐死行为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实施的、对临终患者的死亡过程进行主动的医疗干预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安乐死可以看做是在某种特殊的医学背景下、某种特殊的别无选择的医疗措施。 

  “我不认为使一个患者的生命在一个医生手里结束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在例外的病例中的干预是适当的。”翟晓梅认为,安乐死是解除病人痛苦的唯一的、最后的手段,是“最后的出路”。为病人解除痛苦,也是医生的责任。 

  但翟晓梅同时强调,安乐死这种属于别无选择的医学干预行动,应当在所有其他基本治疗如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心理治疗、精神关怀等努力都被尝试之后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因为患者的抑郁、厌倦生活、担忧成为他人的负担或生活不能自理而被轻易地实施。 

  同时,这一概念强调,将安乐死与“听任死亡”即所谓的“被动安乐死”区别开来,同时也排除了患者自杀、医生协助的自杀以及非由医生实施的种种安乐死,如棉被窒息、农药致死、电击致死的安乐死案例等等。 

  2008年9月,引起热议的丈夫助妻“安乐死”案,在湖北省大冶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在这起案件中,丈夫的行为与妻子死亡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 

  “这起案件并不由医生最后执行,不是真正的安乐死。”翟晓梅介绍,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安乐死的讨论以来,对安乐死概念性的界定有了一些新进展,也逐渐会达成一些共识。 

  安乐死立法时机尚未成熟 

  安乐死过程播出后,布朗再度重申了对其合法化的反对态度。虽然荷兰等少数国家已对安乐死立法,但绝大多数国家还在争论和思考之中。 

  2001年4月10日,荷兰通过安乐死法案。这一法案的实施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而为将安乐死合法化,荷兰花了30年时间研究这个问题。 

  当时,翟晓梅用“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来形容我国安乐死立法工作。时间过去了7年,在这期间,每年都有安乐死立法的呼吁发出,也有人提议可以先在我国一些城市做试点。 

  “从现实需求来看,给安乐死立法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的。”翟晓梅指出,事实正在证明一点:安乐死不以合法的形式出现,就会以非法的形式出现;正规医院不干,江湖医生也会干。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安乐死这个问题。 

  从安乐死的司法实践来看,安乐死在道德上的合理性与在法律上的违法性之间的悖论应该早日解决。而运用法律这个最有约束力的社会控制手段,规范和控制社会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安乐死行为,杜绝目前非法安乐死实施中的混乱和滥用,是一件非常紧迫、也非常必要的事情。 

  然而,7年后,翟晓梅仍然认为,我国安乐死立法为时尚早。 

  “首先要在伦理学界展开充分讨论,对其概念有明确的一致认识后,有广泛的公众对话和讨论,才能开始考虑立法。如果学术界、公众都不了解,匆忙立法不现实。”翟晓梅指出,安乐死立法十分复杂。目前有关部门对安乐死的概念、与安乐死立法相关的一系列伦理学依据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不够。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也成为影响因素之一。 

  翟晓梅同时提醒,人们需要更加谨慎对待安乐死的合法化。合法化意味着承认医生有将安乐死变为常规的医疗干预的合法权利。如果号召医生这样做,那么结束患者生命的医生不再承担这样一种证明责任:即患者请求安乐死的动机和根本理由是决意结束生命,希望医生能够为他们有尊严的离去提供人道帮助。合法化意味着医生只要简单地证明其行动是按照法律批准的程序进行即可,而这将隐含滥用的危险。 

  蒋清华对此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除了需要成熟的技术手段防止安乐死被滥用,此外,安乐死的“民众基础”支撑更为重要,即一个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可以接受安乐死,但要使民众从认为安乐死“违背孝道”、“违背医道”转而认为是“宁静、有尊严地死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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